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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温故】1949年前后赴港台的那些银行家们

时间:1386063403 栏目:新闻作者:东方早报

▲银行家张嘉璈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为遏制通货膨胀推出金圆券改革,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

▲银行家张嘉璈


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为遏制通货膨胀推出金圆券改革,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施加管制。银行家们命运如何?


1949年前后银行家群体

张嘉璈(1889年-1979年 )              

1949年时龄:60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澳大利亚,美国

曾经任职:中国银行副总裁

陈光甫 (1881年-1976年)              

1949年时龄:68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台湾

曾经任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

沈熙瑞                           

1949年时龄:不详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香港,汇丰银行“联席经理”

曾经任职:邮政储金汇业局副局长、中央信托局局长

徐柏园(1902年-1980年)           

1949年时龄:47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台湾

曾经任职:四联总处秘书长、中央银行副总裁

刘攻芸(1900年-1973年)           

1949年时龄:49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香港,新加坡

曾经任职:中央银行副总裁

包玉刚(1918年-1991年)           

1949年时龄:31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香港,环球航运公司

曾经任职: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李铭(1887年-1966年)             

1949年时龄:62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香港,第一商业银行

曾经任职:浙江实业银行

周作民(1884年-1955年)           

1949年时龄:65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北京,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曾经任职:金城银行

王志莘(1896年-1957年)           

1949年时龄:53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上海,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曾经任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

宋汉章(1872年-1968年)          

1949年时龄:77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美国,巴西,中国香港

曾经任职:中国银行董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

钱永铭(1885年-1958年)          

1949年时龄:64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台湾

曾经任职:交通银行,四行储蓄会,金城银行

吴鼎昌(1884年-1950年)         

1949年时龄:65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香港

曾经任职:四行储蓄会主任,贵州省主席,总统府秘书长

宋子良(1899年-1983年,宋庆龄胞弟) 

1949年时龄:50岁

1949年后任职或居住地:美国

曾经任职: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广东财政厅厅长


徐琳/文


1949年国民政府由大陆迁往台湾,一部分银行家离开大陆后首选香港及台湾作为过渡。目前学界对这些银行家的个人处境、心路历程及与当地经济金融发展关联的研究,尚不多见。


银行家的活动一直是金融及金融史研究的热点,根据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银行家的特质(认知模式、价值观及洞察力等)决定银行家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银行的资源配置及金融政策的发展。因此,可以利用银行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任职时间、政治关联及社会关系网络等来考察1949年前后的银行家,通过上述特征差异来研究银行家的行为选择,同时用历史中的档案资料不仅可以揭示1949年前后大陆银行家赴香港、台湾的复杂经历,亦可以验证银行家在银行资源配置和金融政策发展中的作用。此外,也为研究和了解1950年代大陆与香港及台湾的经济金融联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945年后:逐渐失去话语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以200:1的比例收兑中储券,是对沦陷区财富的掠夺,银行、钱庄受到很大冲击。从1946年开始,中国的货币发行指数一路飙升,民营金融业虽然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唯一承受者,但其资力“缩水”程度之大,却居百业之首。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收复区金融政策,有着明显的国家行局取向,国有金融中的银行家(如徐柏园、刘攻芸等)迅速崛起,以上海银行家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家逐渐失去话语权。


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为遏制通货膨胀推出金圆券改革,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施加管制。但“特务和三青团可以根据怀疑逮捕任何商人”。浙江实业银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铭(字馥荪)就在此时突然被逮捕,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政府, 据说他隐藏了约3000万美元的外汇。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到南京亲自向蒋介石替李铭澄清,吴告诉蒋, 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000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


除了人身安全外,银行家必须交出外汇及黄金。1948年9月国民政府从商业银行收存的美元达432万、港币130余万、黄金9929盎司。


此时国有金融中的银行家则在为国民政府做最后努力。如1949年1月,刘攻芸从中央银行副总裁升任总裁,并保荐沈熙瑞为副总裁,同时对中央银行的人事进行了一番调整。刘攻芸决定让中央银行直接抓物资,直接控制和运用。在这一阶段,央行在物资的控制和运用方面,考虑过花纱布、粮食、放款、美援和美援剩余物资等的各种计划,但从1949年1月到4月,时间极短,兼以物资极其有限,又通过层层中饱和盘剥,能够真正到达人民手里的很少,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随着国民政府在军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银行家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1949年:港台过渡期及大陆联系


香港是各大银行设立分行及办事处的首选之地。


抗战爆发前,以上海为总行的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等,就建立了香港分行。


“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国货银行、上海国华银行、南京商业储蓄银行等则新建香港分行;而新华信托、中国农工、中国实业、四明、聚兴诚等银行,则多在港增设办事处或通讯处。而在台湾,1946年后开始初步建立起以台湾银行为中心, 其他各银行并存的新银行体系,台湾银行通过在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加强政治经济联系。


除了留在大陆的银行家外,当时大部分银行家选择在香港或台湾过渡,也有银行家直接赴美或国外。


以中国银行为例,董事25人中,1949年在港董事计有吴鼎昌、陈光甫、李铭、张嘉璈、宋汉章等9人。其间举行临时董事会一次,议决在此非常时期,董事会无法按时召集,中行一切重要事务,即由董事会授权常务董事全权办理。中行董事与北京、上海的联系则主要由中行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副经理程慕灏等人完成。1950年中国银行新的第一届董监事会在北京召开,通过郑铁如将开会通知书送到在港的各位商股董监事手中,并表示欢迎他们来京出席。结果,宋汉章、陈光甫、张嘉璈、杜月笙、李铭、钱新之等董监事,都亲自写了委托书,委托郑铁如代表他们出席董事会。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948年12月来到香港,他很快便感到香港私营企业的氛围。1949年9月,为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私合营事,资耀华赴香港面见陈光甫,一方面商谈公私合营问题,一方面转达周总理及李济深的意见。这次会谈,结果很好,当即召开常务董事会做出决议,正式申请公私合营。陈光甫认为来去自由,甚合心意,准备在公私合营后,即可来北京暂住,希望在北京购置住宅。然而“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陈光甫从香港派来的副董事长及副总经理匆匆离开北京回港。陈光甫回来无望,于1951年,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登记。


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在离沪后把大部分的银行事务交由总经理徐国懋办理,但周作民仍然与上海保持联系。


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突然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给上海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金融业停闭风潮。徐国懋在1950年4月给周作民的函件中,坦言私营金融业正面临着“空前的难关”。


随后,为了谋求发展,由金城银行出面,联系盐业、大陆、中南、联合四家银行,积极寻求北五行联营。受五行之托,徐国懋还就五行谈话会情况致电周作民等人。经在港的金城银行周作民、联合银行钱新之等商议五行联营事宜。


1950年8月1日,全国金融业联营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徐国懋即将会议的情况急电周作民,希望周作民能够早日返回大陆。


与陈光甫等银行家不同,1950年8月中旬,周作民从香港到北京,任“北五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董事长,之后出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此外,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则一直留在上海,他也通过各种方式联络在港的李铭,使李对其银行加入联营行表示理解。


显然,这些银行家虽身在香港,但仍能通过中间人进行业务联系,了解上海、天津及北京的政治经济形势。


再次抉择与个人归宿


1.进入美国等国外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以张嘉璈为代表

张嘉璈在港停留后赴澳大利亚,任大学教授,旋至美国任教授。


195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张嘉璈的The inflation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中文译名为《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这个时期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


在写作该书期间,张嘉璈曾多次与陈光甫等人联系相关书籍与资料。此书由杨志信摘译,1986年在大陆出版时名为《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张嘉璈1979年病逝于美国。


2.在香港或台湾继续从事银行业:以陈光甫、李铭为代表

早在1946年中期,就有大量资本涌入香港,1949年末则是资本转移的***,也是银行家达到香港的***,翌年流入香港的资金总计不少于10亿港元。1950年4月的首两周内,据报“约有1000万元的资本逃离上海,以黄金、商品和股票的方式转移到香港”。这些转移通过金融机构和银行家来完成,并最终对香港的金融资源整合与配置产生影响。


陈光甫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后,1954年于台北市设立上海银行总管理处,并增资改组中国旅行社。1965年,陈定居台北,并在台北正式恢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直至1976年病逝。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将“浙实”大量资金汇往美国,1950年在香港设立第一商业银行,与国内“浙实”脱离关系,仍自任董事长。1966年10月,李铭在港因病逝世。


3.参与台湾金融体系的构建:以徐柏园为代表

徐柏园,字睿明,浙江兰溪人,曾任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副局长、四联总处秘书长并兼任财政部政务次长。


1948年后,徐柏园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1949年底赴香港接掌台湾在港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并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1950年赴台湾,1954年出任“财政部长”,后任“行政院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出任“中央银行”行长。


有别于商业银行的银行家,徐柏园与国民政府的政治关联度较高。


最重要的是,徐柏园是少数几个在大陆与台湾都主管过金融的银行家。


从1952年开始,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台湾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政治力量可以挑战蒋介石和***。在垄断权力的同时,***委任了一批有留学背景的财经官员,这些财经官员必须尊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绝对不允许挑战权力核心, 但是在经济事务方面却被赋予了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徐柏园在台湾金融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病逝于台北。


4.在东南亚从事银行及保险公司业务:以刘攻芸为代表

刘攻芸,原名驷业,别名泗英,福建闽侯人。早年入清华大学,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1919年赴美留学,获经济学硕士。1924年入英国伦敦大学后获博士。


1927年回国,任国立中央、清华两大学经济学教授。1929年任中国银行总会计,曾主持该行账册更新,为总经理张嘉璈所赏识。1935年7月中央信托局成立,任副局长。1937年后任邮政总局副局长、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创办华侨汇款业务,吸引了大量外汇,使邮汇局受到银行界的瞩目,他本人也获得一等二级财政奖章。


194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中央信托局局长、上海文化信用合作社理事会常务理事,并任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监察、大中国茶叶公司、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处董事。1947年3月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业务局局长。


1949年1月,刘继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3月任财政部长,经广州赴台湾,再至香港。1950年春任新加坡华侨银行顾问,继为华侨保险公司董事经理。1973年在新加坡去世。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此文刊登于今天出版的《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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